1919年，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使楊培森受到了啟發和教育，萌發了反帝愛國的思想，自覺投身反帝愛國行列。為更好地組織工人開展斗爭，在黨的領導下，楊培森等組建了祥生鐵廠工會，工人們推選他為工會會長。6月11日，在工會的組織下，楊培森帶領祥生鐵廠1000多名工人，加入了全市20萬人的示威隊伍。

在革命斗爭中，楊培森與張佐臣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張佐臣早年曾在上海楊樹浦日商大康紗廠做工，是該廠工會的最早組織者，他18歲入黨，與楊培森相遇時也只有19歲。張佐臣常常與楊培森談心，向他宣傳黨的主張。

面對比自己小20多歲的年輕黨員，42歲的楊培森著實心生敬仰。一天，張佐臣在開會時教大家唱《國際歌》，這一場景深深打動了楊培森。他情緒激昂、熱血沸騰，很快學會了唱《國際歌》。此時的他，對中國共產黨產生了無限向往，于是他找到張佐臣表明入黨的心意，他對張佐臣說：“我看黨為平民謀事就是好，即使砍我腦袋，我也要參加共產黨。”

1925年6月中旬，張佐臣根據黨組織指示發展楊培森為黨員。在張佐臣的安排下，楊培森來到祥生鐵廠附近的林間荒地上，面對黨旗莊嚴宣誓。楊培森當時激動地對張佐臣說：“我永遠聽黨的話！”不久，楊培森擔任祥生鐵廠黨支部書記。在領導工人運動的斗爭中，楊培森成為張佐臣的得力助手，兩人建立起深厚的友誼，成為一對生死與共的戰友。

楊培森是技術工人，當時薪水不低，本可過衣食無憂的生活。但參加革命后，他不遺余力地支持革命斗爭，不僅傾其所有，還借了不少債。他曾對妻子這樣說：“一個人能為天下勞苦工人的解放多做些事，打倒了反動派，大家安居樂業，不就是頂好的事嗎？”

為維持生計，楊培森把16歲的大兒子送進英美煙廠做工。1927年2月，楊培森因積極帶領工人群眾參加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裝起義，被英商老板開除。在籌備第三次武裝起義之時，為了給武裝起義購買槍支，他毫不猶豫地賣掉了自家賴以生存的七八畝田地和全部家產，“甚至沒有留下一件像樣的衣服”。楊培森的后人回憶，他沒有給妻兒留下任何財產，在他犧牲后，妻子楊周氏到祥生鐵廠為工人做飯、洗工作服，幾個孩子到書店幫人裝訂、切割書籍，賺取微薄收入，后來才一點點地還清了債務。

“樂于助人、無私奉獻，是他最大的精神品質。”這是當時祥生鐵廠支部黨員和工人群眾對楊培森的高度贊揚。作為祥生船廠工會會長，他不僅領導工人兄弟與英國資本家展開斗爭，而且還十分關心工人兄弟的生活。由于楊培森敢于為工人說話做事，他在工人中享有崇高威望，工人們遇到困難都愿意找他幫忙，有什么苦衷都愿意向他傾訴。楊培森總是竭盡全力熱心幫助工人解決困難，并用自己的工資甚至不惜借債來接濟工人。

1927年4月，楊培森出席在武漢召開的中共五大和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分別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會候補委員和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中共江蘇省委成立后，楊培森被選為省委執行委員。1927年7月1日，楊培森與張佐臣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于上海龍華監獄。(本文節選自中國方正出版社出版的《首屆中央監委委員傳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