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的本質是為民。中國古代講“政以民為本，國以民為本”。處于革命戰爭年代的蘇區，在國民黨的嚴密經濟封鎖下，物質生活是十分艱苦的。廣大黨員干部帶頭以紅薯、青菜充饑，節約糧食支援紅軍。蘇區布匹匱乏，寒冬臘月，很多黨員干部都是單衣過冬，沒有鹽吃，只得像井岡山時一樣熬硝鹽。這些干部們沒有怨言，不僅自帶干糧去辦公，不增加老百姓一分錢負擔，還提出“節約每一個銅板為著戰爭和革命事業”的口號。

但大多數干部的清廉，并不代表所有干部的清廉。

最早受到懲處的是瑞金縣葉坪鄉葉坪村蘇維埃政府主席謝步升。謝步升，原為暴動隊隊長。掌握了一點權力后，他為非作歹，貪污公款，強奸婦女，殺害葉賀部隊掉隊軍醫，占有其金戒指和毯子，收買群眾的米用大斗，賣給全蘇大的米用小斗，偷蓋中央政府管理科印章，生活腐化墮落，與地主老婆通奸并把自己的妻子賣掉。時任瑞金縣委書記的鄧小平獲悉后，憤然表示：“這樣的腐敗分子不處理，我這個縣委書記怎么向人民群眾交代？”毛澤東明確表態：“腐敗不清除，蘇維埃旗幟就打不下去，共產黨就會失去民心！”1932年5月5日，瑞金縣蘇維埃裁判部舉行公審，判處謝步升死刑。5月9日，中央政府組成以梁柏臺（代司法部長）為主審的臨時最高法庭開庭終審，維持原判執行，把謝步升處以槍決，在三小時內執行，沒收個人一切財產。處決謝步升，打響了中央蘇區反腐肅貪的第一槍。

對于這件事情，毛澤東真是拍案而起。他知道：貪污、浪費、挪用公款等形式的腐敗現象和犯罪行為，給蘇維埃政府和革命事業帶來惡劣影響，嚴重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形象，不但造成蘇維埃財政經濟的損失，并且足以腐化工作人員。

隨后，毛澤東領銜發布了中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第14號訓令。訓令指出：政府中一切可以節省的開支，如客飯、辦公費、燈油雜費，都須盡量減少，尤其紙張信套，更可以節省使用。在細微之處的節省，雖在各部分為數甚少，但積少成多，并可以養成蘇區中更加刻苦更加節省的蘇維埃工作作風——這是萬分必要的。對蘇維埃中的貪污腐化分子，各級政府一經查出，必須給以嚴厲的紀律上的制裁。誰要隱瞞、庇護和放松對這種分子的檢查與揭發，誰也要同樣受到革命的斥責。同時要注意到，經費節省決不是工作減少，相反的，還要把工作的效能提起來。

1933年12月，毛澤東和項英聯合簽發了《關于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的第26號訓令，明確規定：凡工作人員貪污公款在500元（蘇區貨幣，當時1元可約買42斤大米或10斤豬肉，官兵伙食不含糧食每人每天5分左右）以上者處以死刑；500元以下者視具體金額分別判處不同年限監禁或勞改；凡挪用公款為私人營利者以貪污論罪；玩忽職責，管理不善，存放不妥，造成損失，輕者重罰，重者法辦。

此后，侵吞各種款項34項（共折合大洋2000余元）的瑞金縣財政部會計科科長唐仁達，貪污公款246.7元、攜款潛逃企圖投敵的中央總務廳蘇大工程處主任左祥云，伙同他人將繳獲的鴉片煙土私自倒賣，侵吞貪污公款，作風敗壞的中共勝利縣臨時縣委書記鐘圣諒、縣蘇維埃政府主席鐘鐵青，都受到了毫不留情的懲處。這一系列重要領導干部因貪污腐敗被判處極刑、重刑的案件，在中央蘇區引起極大震動。

為了進一步規范干部隊伍，毛澤東將古田會議上確定的12條用人標準引入中央蘇區，嚴把入黨、用人關口，純潔干部隊伍；搞好制度建設，讓制度成為反腐倡廉保障；注重宣傳教育，杜絕強迫命令，讓群眾起來監督政府，建設廉潔政府；運用法律手段，嚴懲不肖之徒；開展革命競賽，創造第一等的工作等，讓活的榜樣說話。

在積極倡導廉潔奉公的同時，毛澤東等中央蘇區領導人總是以身作則，率先垂范。早在井岡山時期紅軍士兵就為此編唱歌謠：“毛委員帶頭吃野菜，艱苦作風傳萬代。”毛澤東非常節儉，身上穿的衣服總是有好幾塊補丁，在飲食上也與干部群眾“有鹽同咸、無鹽同淡”。在夜晚工作時按規定可點三根燈芯，但他卻只點一根，經常在豆大點的光亮中伏案工作至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