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章程》第十條規定：黨員個人服從黨的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全黨各個組織和全體黨員服從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這一規定被簡稱為“四個服從”。它是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的重要內容，貫穿于黨的建設的各個環節。

　　“四個服從”是在革命戰爭年代產生的，凝結著黨的集體智慧。1938年10月，在“決定之命運”的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作了《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首次提出“四個服從”，即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

　　以下為原文節選：

　　十七年來，尤其是五中全會以來的黨的斗爭經驗，證明了有在黨內、八路軍與新四軍內繼續堅持鐵的紀律的必要。紀律是執行路線的保證，沒有紀律，黨就無法率領群眾與軍隊進行勝利的斗爭。在過去，由于克服了張國燾一類破壞紀律的傾向，保證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抗日戰爭的順利執行。在今后，又必須堅持這種紀律，才能團結全黨，克服新的困難，爭取新的勝利。在這里，幾個基本原則是不容忽視的：（一）個人服從組織；（二）少數服從多數；（三）下級服從上級；（四）全黨服從中央。這些就是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具體實施，誰破壞了它們，誰就破壞了黨的民主集中制，誰就給了黨的統一團結與黨的革命斗爭以極大損害。為此原故，黨的各級領導機關，應該根據上述那些基本原則，給全黨尤其是新黨員以必要的紀律教育。過去經驗證明：有些破壞紀律的人，由于他們不懂得什么是黨的紀律。有些明知故犯的人，例如張國燾一類，則利用一部分黨員的無知以售其奸。所以紀律教育，不但在養成一般黨員服從紀律的良好作風上，是必要的；而且在監督黨的領袖使之服從紀律，也有其必要。黨的紀律是帶著強制性的；但同時，它又必須是建立在黨員與干部的自覺性上面，決不是片面的命令主義。為此原故，從中央以至地方的領導機關，應制定一種黨規，把它當作黨的法紀之一部分。一經制定之后，就應不折不扣地實行起來，以統一各級領導機關的行動，并使之成為全黨的模范。

1948年10月湖北新華書店冀中邯鄲分店出版發行的《論新階段》單行本

　　“四個服從”不是憑空產生的，它既是我們黨一貫的組織原則，還有著深刻的歷史教訓。早在1922年，黨的二大通過的黨史上的第一個黨章，就明確提出“兩個服從”，即“全國大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會之議決，本黨黨員皆須絕對服從之”“本黨一切會議均取決多數，少數絕對服從多數”，還規定“下級機關須完全執行上級機關之命令”“區或地方執行委員會及各組均須執行及宣傳中央執行委員會所定政策，不得自定政策，凡有關系全國之重大政治問題發生，中央執行委員會未發表意見時，區或地方執行委員會，均不得單獨發表意見”。此時的“兩個服從”實際上已經涉及了“四個服從”的內容，即“全黨服從中央”“少數服從多數”。

　　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為何要提出“四個服從”原則？

　　六屆六中全會是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情況下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也是為了總結抗戰以來斗爭經驗、糾正王明在抗戰前期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而召開的一次會議。“四個服從”的提出，除了與張國燾在長征期間分裂黨和紅軍造成嚴重后果的教訓相關，更與王明在擔任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期間拒不執行黨中央決定、向黨中央鬧獨立性直接相關。

中國共產黨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與會人員合影

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會址——延安橋兒溝天主堂。新華社發

　　1937年召開的十二月會議，決定成立以毛澤東為主席、王明為書記的七大籌備委員會。會后，王明即去武漢任長江局書記。在武漢，王明另搞一套，不僅不執行中央指示，還多次未經中央同意擅自發表中央決議和會議意見。

　　王明將十二月會議精神寫成《中國共產黨對時局宣言》擅自發表，提出“六大綱領”，推翻黨中央全面抗戰路線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反對建立抗日根據地，不要自己有軍隊”。1938年夏季，中共中央致電長江局，要其在《新華日報》上刊登對全國抗戰起指導作用的《論持久戰》，可是王明等借口文章太長不予登載。隨后中共中央再次致電長江局，要他們分期刊登，但王明等仍不同意，反而將誣蔑毛澤東“假抗日，真反蘇，坐待日蘇戰爭”等意見，秘密“請求在武漢的一位蘇聯同志轉告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以求共產國際在組織上干預。

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主席團成員合影

　　不嚴肅黨的紀律就難以徹底糾正錯誤路線的影響。六屆六中全會批判了王明右傾投降主義錯誤、撤銷了長江局，分清了路線是非，加強了紀律建設，特別是提出“四個服從”，明確了黨的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和組織紀律。　

　　“四個服從”是我黨民主集中制原則的首要內容，是保證黨集中統一，始終堅強有力的重要制度規定。從黨的七大開始，“四個服從”被寫進黨章，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根本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1982年黨的十二大通過的黨章對“四個服從”作了新的表述，沿用至今。正是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中國革命才得以一步步走向勝利，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的偉大事業才不斷向前推進。

　　“四個服從”，根本是全黨服從中央，維護黨的團結統一。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嚴峻復雜的國內外形勢，我們黨之所以能戰勝一系列風險挑戰，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根本在于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堅持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是我們最大的政治優勢、組織優勢、制度優勢。對于每名黨員干部而言，堅持“四個服從”，對黨絕對忠誠，最重要的是落實到行動上、體現在工作中，必須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統一意志、統一行動、步調一致向前進。